——读《医学是科学吗？》和《人的医学》

文/吴燕

来源：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09年3月6日第11版

    几年前，当我从同事那里知道一方先生早年学医的时候，这位曾经的“王大夫”已然是一位医学人文学者与传播者。在当时，他的医学背景的揭晓令我“恍然大悟 ”：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对医学人文如此专注。我猜与我那时的想法相同的人一定大有人在，所以一方先生为他的新书《医学是科学吗？》撰写自序的时候，首先就把这一点拎了出来：“其实大部分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都漠视医学人文学科，认为是一只‘不下蛋的鸡’，说起来，我还真是个例外。”

    当大幕拉开，却无人喝采，以我偶尔闪现的“小人之心”观之，这多少会令“不务正业”的“王大夫”有些知音难觅的落寞，但是一方先生看到的远不止于此，在他自己看来，医学人文研究在医学同行中难得共鸣，这并“不只是某位研究者个人遭际上的惆怅，更是一个学科的无奈”。

    但是医学人文真的只是一只“不下蛋的鸡”吗？

    考察20世纪医学的历史，可以约略看到两个关键词，其一曰“技术”，其二曰“利益”。二者相互交织，共同塑造了这一个百年的“医学”。

   先看“技术”——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只“会下蛋的鸡”。回首20世纪医学的历史，从诊断到治疗，新发现、新发明与新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医学的面貌，这一个百年，医学进步所挽救的生命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，多半也是医学赢得最多喝采的一个世纪。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：197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两位工程师，他们毫无医学背景和生物学背景，却因发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而获此殊荣；而与此相反，“彰显巨大人道主义影响和人格光辉”的史怀泽医生却只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此事乍看关乎奖项分配，但其深层影响则在于“助长了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倾向”。有技术撑腰的医学因此平添了些优越感，而原本人与疾病的恩怨、人与人之间的求医问诊故事也因此更换了主角。

    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：去医院看病，和医生说不上两句话，一大迭检查申请单已递到眼前；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不同楼层与不同楼栋之间穿行，面对不同的仪器，然后用那一大迭检查单换回一大迭资料报告。仪器成为医者与患者之间冰冷的中介，而医与患之间知识信息的不对等则令患者的声音成为非主流的、微弱的甚至缺失的。

    再看“利益”。当药物与检测仪器渐渐成为健康与医疗的代名词，过度治疗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，而这与医药产业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关。美国医学记者Shannon Brownlee在其2007年的新书《过度治疗：太多药物为何令我们更加病态与贫穷》（Overtreated: Why Too Much Medicine Is Making Us Sicker and Poorer）中，曾就技术与药物的滥用与过度使用问题进行过深入调查与研究；在该书作者看来，药物与仪器尽管越来越先进，但人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完善的保健与护理，恰恰相反，政客—医药工业的利益盖过了患者的利益，由于这种利益组合的存在，一方面有钱人们被诱惑着将银子投向不必要的治疗程序，而另一方面，那些无法一掷千金的人们则被随随便便打发了事……。这虽然是美国人书里写到的事，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诸如此类的事也正在每时每刻发生着。而且即使已经一次次见诸报端，患者们却仍然无可奈何。在一次次被“宰”被欺骗之后，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，医生已经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医院已经不再是扶危济困的圣洁之所——前些年一方先生早就说过：医学已经严重透支了患者的信任。

    在“离床医学的诞生”一文中，一方先生这样写道：“我们正在缝制一件皇帝的新衣，人们却毫无警觉，大凡明眼人都能发现，现代临床诊疗的发展过程，是在职业化、技术化催生下刻意去主观化、去情感化，不断追求客观化、符号化、数字化的过程，本质上是离床化的历程，也是患者身心体验被抛弃、被遗忘的历程，是人类痛苦的失踪史。问题还不在如此，而在于对此毫无反省和批判，并且将这份技术主义（还夹杂着消费主义的牵引）的迷失视为进步的必然趋势。”当技术至上和利益的追求与实现裹挟着医学穿过欢呼的人群，陷落的不仅是医学本应包含的人性的温度，还有医学本身。

    而医学人文正如同欢呼人群中始终保持着冷静与警觉的那双眼睛，又或者是技术时代的另一种声音，当大多数人为这个时代的医学欢呼时，它的声音也许有一些些不合时宜，但却意义深远。

    以人文的名义反省现代医学，这在《医学是科学吗？》和《人的医学》两书中，首先是通过对一连串问题刨根究底般的追问而实现的。“医学是科学吗？”“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？”“医学究竟是什么？”这样的追问，并非为了学究式地修订字典中的一个词条，而是要在这样的追问中重新找回现代医学逐渐失落的人文表情。正像每一种表情都牵系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，医学的人文表情所映射出的正是医学最核心的气质：对生命的敬畏，对人性的感知，对痛苦的倾听与理解，对病人权利的尊重，它超越于知识与技术之上。为现代医学寻回正在失落的人文表情，这不仅是患者的福祉，更是医学自身成长之必需；而当这种反省来自医学界内部则显得尤其珍贵，它标示了一种成熟的批评氛围，正像所有其它学科一样，医学注定要在批评中成长。照我的理解，一方先生所谓之“学科的无奈”，其意味应正在于此。

    有时，去治愈；常常，去帮助；总是，去安慰。

    这是一段镌刻在撒拉纳克湖畔墓碑上的铭言，在一方先生的书中，这段话不只一次地被引用。反复品读，就读出了仁厚与谦卑。其实，它不仅是一位医生所理解的医学的目的，应该也是医学的智慧吧。

    阖上书的时候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：也许医学人文的确是一只“不下蛋的鸡”，因为它根本是一只雄鸡，在狂欢夜过后的黎明唱将起来，提醒众人去思考去反省一些被漠视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关乎医学的成长与未来。一方先生说：“在医学人文主义的‘营盘’里，我最想当一名‘号兵’，向着义勇军们吹响人文主义启蒙的号角。”虽然他自谦“自家功夫修炼不济”，而将“号角”换作了“丝竹”“蓝调”的“低吟浅唱”，意义其实大抵相似吧。

     《医学是科学吗？——医学人文对话录》王一方着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/36.00元 

     《人的医学》王一方着/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/13.00元

     吴燕，生于70年代的北京，6岁上小学；18岁上大学，读了4年新闻，干了8年媒体；发表了至少100篇文章；30岁辞职读研究生，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全职博士研究生。每过12年似乎就会有所变化，而每次变化又都来自任性而为。喜欢以内向自诩，却被密友评价为“内心狂野”。主要获奖作品：《星星的秘密》。

菡月按：

   从古到今，从中国到外国，行医治病都没有被人完全当成赚钱谋生的手段，“医乃仁术”，“健康所系，性命所托”，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，“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，尽我的能力，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，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……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、是自由民是奴婢，对他们我一视同仁，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”。但是，这些话早已被某些人扔到太平洋中去了，赚钱成为主要目的。

    从体制机制上看，投入不够，以药养医，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，医生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得不到相应的回报，也是重要问题，靠收检查费和药费获得，成为医者的主要手段。

    医界需要人文精神，科学需要人文精神，不能再满足于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了~